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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以矛盾学说为核心的革命性的哲学；另一个是以总体性为核心的建设性的哲学。反映在
社会行动方案中，前者突出了阶级斗争的精神，而后者则导向和谐社会的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矛盾学说以及在这一学说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斗争理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总体性学说却一直深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宝库之中。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试图去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整体中的这一方面，而且卢卡奇等人也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尚处于极其不确定的时期，也由于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垄断了“话语权”，甚至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方式压抑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使得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这一方面的内容一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由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受到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也相应地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中国共产党经扒败历了长期的探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的
历史性目标。它表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探索历程之后，终于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所提供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上去了。
一、马克思确立了
科学的总体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方春厅颤面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世界正在突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题。在20世纪的20年代，虽然卢卡奇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构成部分，并对“历史的总体”作出了较为深刻的论述，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题淹没了它。直到20世纪中期，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对“个体的总体性”以及“个体的总体化”的路径作出研究之后，总体性的问题才重新在哲学研究中引起了些微波澜。大致在同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也从社会批判的角度阐述了一种“否定的总体观”。今天，当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时，又重新把我们引向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因而必然走向乌托邦。与萨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也与卢卡奇不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研究，将会直接地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运动提供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也有着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一系列著作中，总体性哲学不断地得以展开、发展和丰富，从而实现了对人类历史的洞察，对社会未来的科学预见，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解析，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对人的本质实现道路的描述，以及实现了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去把握它们的一般规律。总体性哲学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史的又一条基本线索，也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基本方法。在某种意义上，“一方面，总体的观念和总体性的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形成有着关键性的意义；另一方面，总体的观念和总体性方法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中成熟起来的，这是一个统一的过程”[1]。
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刚刚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时，就已经朦胧地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中总体观念的重要伏银价值，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这种总体观念是不彻底的，必须对其加以改造，赋予它以科学的真实性和彻底性。在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中，马克思试图去把握人的“社会特质”，强调人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之外的，认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就是社会。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运用总体观念去理解人和解决现实问题。当然，马克思是在
经济学研究中建立起自己的总体观念的。因为，在从事经济学研究时，马克思面对这样两个问题：其一，如何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二，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一切具有根本性的社会历史问题的原则性解决。这两个问题都必然提出对总体观念的迫切要求。因此，马克思在他的科学探索活动中，不能不把建立科学的总体观念放在首要的位置。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地位，首次作出了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尝试。他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联系”中把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因之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看作是对资产阶级整体批判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对产生了异化劳动的私有制的批判出发，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把私有制社会看成是“非社会”，即不具有总体性的社会，而把扬弃了私有制的社会称作“真正的社会”，即具有总体性的社会。当然，这种区分还存在着不彻底性，它表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没有把统一的历史过程看作总体，而只是把总体看作是人类应当追求的目标。在稍后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开始纠正了这种不彻底性，形成了关于人的特质的成熟见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
经过长期的探索，马克思对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和思想伙伴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和批判。在1845年，当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首次对自己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系统阐发，其中，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和社会发展学说之间的统一性正是建立在总体观念的基础上的”[3]。自1846年起，在同蒲鲁东论战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观念得到了比较完善的科学表述……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点”[4]（P75）。这是马克思总体观念的一次升华，对社会的总体性把握成了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思想。从这时开始，马克思的哲学总体观念在经济学的沃土中开始了自己的成长历程。
从马克思留下的大量手稿和笔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总体观念逐步完善的过程，而《资本论》正是马克思总体观念逐渐完善这一过程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资本论》这部伟大的著作可以看作是总体观念的凝结物。正是因为马克思一直追寻总体观念的科学表达和总体方法的正确运用，才使《资本论》的创作史成为总体观念及其方法的形成和发展史；也正是因为有了总体的观念及其方法，才使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找到了人类走向未来的通路。
可见，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科学的总体观念，有了这种总体观念，也就建立起了对世界加以总体性把握的哲学体系，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拥有了“统摄人与自然、社会与历史、整体与个体、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信仰的总体性特征”[5]。正是这种建立在
生活和实践观点上的总体观念，包含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转化为科学的实践方案可能性，从而为我们在今天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框架。所以，我们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可以说都早已完整地包含在马克思总体观念的“原典”叙述之中了。
二、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的基本内容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哲学和总体性哲学都是从对异化概念的分析入手的，但它们属于马克思主义辩证理性的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说，从异化概念着手可以发展出两条路径：一条是确立起矛盾的世界图谱，在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中，直接地把矛盾的理论转化为阶级分析的方法，并建立起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另一条是在异化分析的前提下发现世界的总体性，把异化看作总体性的丧失，从而寻找总体性恢复和重建的方案。在后一条路径上，总体性范畴在应用于对社会历史的考察时，直接地以“社会有机体”的表述方式而存在。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种路径是同时展开并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在逻辑上总体性哲学的路径是统摄和包含着矛盾哲学的路径的。这是因为：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两条路径是并存的，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是以总体性哲学原则为前提的。正是因为有了总体性的哲学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一些学术研究活动中出现“两个马克思”的提法，或者认为存在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等，都是由于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路径对矛盾哲学路径的统摄。第二，矛盾哲学的路径与总体性哲学的路径是一个方法与目标的关系。也就是说，总体性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体系中，是作为理论目标而存在的，矛盾哲学属于方法的范畴，是通向总体性哲学理论目标的方式、方法和过程。所以，矛盾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内容，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的完成形态的逻辑过程。即使作为一个逻辑过程，它也是贯穿着总体性哲学原则的，否则，这个过程就不再拥有如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合题”了。第三，在转化为社会行动方案时，矛盾哲学与总体性哲学表现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矛盾哲学导向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行动方案，而总体性哲学则导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方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打破的是旧世界，而社会主义建设则是要走向和谐社会，虽然主题不同，但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中可以看出，矛盾哲学和总体性哲学在转化为社会行动的过程中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既是逻辑的归宿，也指示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历史演进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也是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改造中形成的。黑格尔认为：“哲学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哲学总体，一个自身完整的圆圈。但哲学的理念在每一部分里只表达一个特殊的规定性或因素，每个单一的圆圈，因它自身也是整体，就要打破它的特殊因素所给予的限制，从而建立一个较大的圆圈。因此，全体便有如许多圆圈的圆圈所构成的大圆圈。这里每一个圆圈便是一个必然的环节，这些特殊因素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念，理念也同样表现在每一个别环节之中。”[6]这是黑格尔对总体性哲学纯思辨的表述。在他看来，哲学意味着一种自由，它要超越理性本身的规定，超越二律背反，因而必须置身于流动性之中，解决其自身内部的僵硬对立，在辩证法的作用下，一切孤立的东西、表面上对立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构成统一的又有差别的整体。其实，黑格尔所要实现的是在历史过程中进行反思性建构，通过这种建构而形成自满自足的总体性哲学体系。在这一哲学体系中，最高的总体是绝对精神，它在自我展现中外化为自然界，最后在历史中获得自我意识并重新返回到自身而形成封闭总体。在总体性实现的过程中，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而完成了一个总体的自我建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自身又分别构成一个总体，经历着正、反、合三个各自均为总体的环节，在反思中达致同一。这实际上是包含于概念及其运动中的总体性，是一种抽象表述了的总体性，属于纯粹哲学的想像，因而具有神秘的色彩。
马克思由于关注现实以及把哲学思考与现实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对黑格尔总体性哲学的改造。在马克思这里，所谓总体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实体，而是包含在客观历史过程中的具体，是在对现实的认识中被发现并在社会行动过程中被重新赋予了现实性的总体。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自己的总体性哲学观念作了说明：“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虑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性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7]从马克思所举的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与黑格尔的总体性哲学不同，马克思的总体观念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的、全面的理解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解不是从单纯或单个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因素出发，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理解社会，在主体和客体的全部社会运动中理解历史的进程，突出的是人的物质存在活动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即使对于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过程，也看作是历史整体的一个方面，把其中的不同环节归结到人的社会关系的总体中，作为总体的环节和要素来进行考察和加以定义。如果说不同的环节和要素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么这些差异无非是作为整体的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没有把它们隔离开来，反而是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前提和基础。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在叙述上也可以从个人、社会和历史三个方面来展开，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包括个体的总体性、社会总体性和历史的总体性三个方面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作为总体性哲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如果不是把这三个方面看作总体性哲学体系的三个有机构成部分，而是把它们割裂开来，就会走向错误的方向。比如，卢卡奇曾致力于诠释马克思总体性哲学的“历史的总体性”的内容，萨特在“个体的总体性”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法兰克福学派从否定的方面对“社会的总体性”也作出过深刻的分析，但是，他们都最终走向了乌托邦的结局。因此，只有在总体性哲学的完整体系中来把握个体的总体性、社会的总体性和历史的总体性，才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才能由此出发提出科学的社会行动方案，才能在走向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获得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前后的著作中，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试图把握个体的总体性的愿望，包含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的基本观点都是以个体的人为中心而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都表现为个体，是受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制约的，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多向度活动的人。反过来，对于人的社会性也不能作片面的理解，因为人的社会性不能仅仅理解为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应当理解为任何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中的。只有看到了人与社会的双向辩证关系，看到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之中并创造着这个社会形态，才是科学的认识。所以，任何人都是生活和活动于一定社会形式中的个人，他在这个社会中有着确定的位置，他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的特定层次上。但是，社会并不表现为个人的简单集合，而是现实的个人之间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也正是由于社会具有这种性质，才能够反过来成为人的本质。
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所留下的一系列手稿以及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关于社会总体性的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而且需要运用总体性的哲学方法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单凭先验的范畴和逻辑公式构筑思想体系的大厦时，指出这样做势必会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并进一步指出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2]（P143）。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首先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不认为构成社会的各个因素仅仅属于相互依存的具有同等作用的独立系统。他反对停留在各种因素相互依存的抽象图式上，而是划分不同层次的关系，并着力去探求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为基础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在解决社会自身的矛盾中不断前进的。由于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在这一矛盾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各类矛盾都是社会有机体自身的构成因素，所以，社会自身包含着运动和发展的动力。社会有机体不是一个混沌的总体，而是一个有着立体网络结构的有机体。这一网络结构在社会整体发展的动力机制中，可以表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社会整体的任一截面上，又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体系；在社会认识活动中，则是由主体、客体以及中介构成的理论建构过程。因而，在社会总体性理论的视野中，社会的有机性是指：“（1）它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矛盾统一体；（2）每一系统内部的各因素之间不仅是对立统一的，而且每一个因素也都会通过其所在的系统而与其他系统发生联系。因而社会有机体中的每一个因素、每一个实存着的部分都是具有总体性的存在物。”[4]（P85）
《资本论》的逻辑在实质上所揭示的是一种“历史的总体性”，也是马克思此前的所有著作中关于个体总体性和社会总体性理论的综合统一。在此意义上，历史总体性也就是个体总体性和社会总体性在哲学上的“合题”或完形形态。因为，在历史的总体性的哲学观念中，是把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看作全部构成因素的综合整体的，而所有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只有与这个整体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把握，也只有从历史的总体出发去把握，才可能认清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马克思以社会经济体制的形成为例，说明了社会有机体甚至任何有机体的发展过程都是总体化过程。马克思认为，任何新的经济体制都不是从天上、从空中、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8]（P235-236）。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有机体都是一个总体，是一个历史地形成和发展的总体，由一个从“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8]（P43）。所以，任何总体都是作为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过程而存在的，它的“完整全面、自满自足”又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总体性并不是固定的概念结构，而是特定历史形态的运动方式及其理念，具有历史的规定性。
当然，关于个体的总体性、社会的总体性和历史的总体性的哲学思想是包含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的，我们说在上述三个阶段中马克思分别探讨了个体的总体性、社会的总体性和历史的总体性，只是就他在不同时期相对突出了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而言的。事实上，对总体性哲学的这三个理论部分的任一方面的独立研究都是不可能的，而是应当把它们看作为一个整体。这也是总体性原则的又一种体现。
三、作为和谐社会哲学基础的总体性
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随时准备把自己的哲学理论付诸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理论也同样具有这一特征，在这一哲学理论之中包含着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部基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在转化为社会行动方案的时候，必然导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行动的哲学基础。
首先，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不是出于一种哲学兴趣，不是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直接从现实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同它的整个社会历史观一样，也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
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P92）。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发现走向未来的必然性，并在这种必然性的基础上设计出行动方案。
其次，作为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基本内容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把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对待的，认为社会是一个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总体，并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和演变规律。这实际上是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其一，人类社会在本然的意义上应当是一个具有总体性的和谐社会，因而它的理想形态也应当是和谐社会；其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人类“史前史”的结束和真正人类历史的开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需要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
第三，在个体总体性的理论层面上，和谐社会将具体地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总体性哲学在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上要求“物的进化”从属于和服务于“人的发展”，人的主体性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中生成和展开的过程，人不仅把自身投射到他人、社会和自然之中，实现着人的“物化”，而且也同时是把这种“物化”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途径。相反的情况是，当一个社会丧失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的时候，就会把人置于物的统治之下，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从而使人失去了“人”这个“根本”。所以，走向和谐社会的过程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或者说，只有以人为本，才是一条走向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才能造就出这样的社会形态：在这里，“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人的全面发展所要达到的社会形态是这样一种形态：“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10]
第四，在社会总体性的理论层面上，社会将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近代社会的历史事实是，资本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和分裂，造成了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公平，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冲突和对立。这是社会有机体的异化形态。总体性哲学恰恰是要为寻找这种社会的替代形式提供理论基础，而且是寄托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的。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那将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在那里，“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P119）。当然，“自由人的联合体”取决于社会结构的支持，如果一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结构上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处理好平衡发展的问题，就不可能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方向。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也就是社会总体性理论在现实中的具体要求。
第五，在历史总体性的理论层面上，将突出人创造历史和不断实现历史目标的过程。总体性哲学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创造，“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11]。新的社会制度“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8]（P486）。每个历史阶段的人，既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又同时是“剧作者”。所以，社会有机体及其向总体运动的实质，便是作为主体的个体能力的发挥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建立，是社会各种关系的自组织过程，它深入到人的行为、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明与
文化等方面。可见，历史总体性的理论作为个体总体性与社会总体性的综合统一，构成了和谐社会构建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哲学基础。
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要求从总体性的视角出发去把握个体、把握社会、把握历史，并落脚于社会有机体的总体化及人的全面发展。它在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与人类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上有着原则上的一致性。在共时态上，人类个体可以获得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社会有机体也可以获得人类个体的主体性，是“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体化的共生共存”；在历时态上，社会有机体向总体的运动正是人们在社会总体的水平上掌握自己命运的历程，而人们由于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变得能够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现状，并从现实出发去提出科学的社会发展目标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就是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