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天，当时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些
文学青年虽已揭开了新
文化的序幕，喊出打倒孔家店，拥护德（民主）、赛（
科学）两先生的口号，但是封建复古的逆流任狠猖獗，文言与白话的论争任然激烈地进行着。林琴南等人“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勤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现在”。鲁迅甚为愤懑。科教制度虽已于1906年废除，像孔乙己那样的
生活也渐渐为人们所忘记，但是培育孔乙己这种人的
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孔孟之道任然是社会
教育的核心内容，学校教育“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是奠’的老古董”，这样就可能产生新的“孔乙己”。要拯救青年一代，不能让他们再走孔乙己的老路。鲁迅选取了社会的一角--鲁镇大的咸亨酒店，
艺术地再选了20多年前社会上这种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启发读者对照孔乙己的生活道路和当时的教育现状，思考当时的教育现状，思考当时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
《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最初发表于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孔乙己生活在清朝末年，距辛亥革命10多年，鲁迅创作这篇小说是在孔乙己生活年代的20多年之后，五四运动前夜。当时，科举制度已废除，但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仍根深蒂固。
1917年在十月革命启示下，李大钊等领导和策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封建文化教育进行猛烈抨击。鲁迅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继《狂人日记》之后，写出了小说《孔乙己》这篇讨伐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文化教育的战斗檄文，并渴示那个社会芸芸众生的昏沉、麻木病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五四”前夕
这篇小说写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五四”前夕，刻画的是一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残害的下层知识分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牺牲者的血淋淋的悲惨故事画面。
写作当时，封建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孔乙己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不复存在，人物，以及表现人物的故事情节就无法展开。写20年前的故事能更好地表现主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当我们不把这篇小说局限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来解释时，它就是“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这种苦人在世界各地都可找到。这个凉薄的社会，全世界都一样，古代和现代，今天和明天都不会消失。鲁迅表面上写发生在中国清末的社会与中国人，实际他也同时在表现人类及其社会中永恒的一个悲剧。表面上孔乙己是一个受了科举制度毒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他也是普遍性的代表了个人与社会之冲突的多种意义的象征。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中，多少人就像孔乙己那样，不为社会所接纳，被群众嘲笑、欺凌和侮辱，只是原因不同而已。孔乙己代表了理想或幻想与现实社会的冲突，他的悲剧在于他分不清理想（或幻想）与事实的区别。在科举时代偷书不是一件可耻或甚至犯罪的行为，他染上这种旧习后，社会却改变了。因此咸亨酒店，那个小小的社会对孔乙己，永远是一个埋葬他、置他于死地的陷阱。
《孔乙己》是《呐喊》的第二篇，写于“五四”前夕，是继《狂人日记》之后又一篇声讨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的战斗檄文。
那时，科举制度虽已废除，但教育体系并未改变，许多知识分子还未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鲁迅认为要使人民群众觉悟起来，改变愚昧和麻木的精神状态，必须反对“国粹”，解放个性，把人民群众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精神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争取人民的自由和解放。因此，他提出了立国先“立人”，改造“国民性”，解放个性的战斗任务。鲁迅明确地说过，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写小说，就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呐喊助威，冲锋陷阵，“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随后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和许多匕首投枪般的杂文，对整个吃人的旧世界展开了猛烈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