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黄衫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反犹报道时有出现。最新的“反犹”事件涉及名人，因此媒体批评，有人提到法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黄衫军运动根本没有组织。成千上万的人示威，闹事，打砸抢，一些反犹人士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法国反犹言行大幅增加，达到541起，较2017年的311起增加了74%，进入秋冬后反犹现象加剧，这似乎为黄衫军“驱赶”反犹提供了证据。然而，黄衫潮流是社会危机的反映。参与者的主要要求是摆脱贫困和社会公正。搞打砸抢或反犹的恐怕只是极少数，不宜混为一谈。
至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的说法，显然是言过其实了，因为它显然指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时法国当局与纳粹德国合作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属于国家行为，与现在法国个人或某些团体的反犹行为不可同日而语。
重视打击反犹太主义的教育。
最新的反犹版名人辱华事件爆发后，执政党部分议员要求通过立法进一步打击反犹太主义，具体来说就是将“反犹太复国主义”也纳入打击范围，理由是这一事件涉及反犹太复国主义。这个提议不合适。法国有打击反犹主义的法律，针对犹太人、犹太文化和否认屠杀犹太人历史的言行都在法律制裁范围内。但如果将“反犹太复国主义”纳入法律制裁范围，只会使问题复杂化，因为如果将“反复国家”等同于“反犹太主义”，那么许多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就会变成反犹太主义者。如果爱因斯坦还活着，他很可能会因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而受到惩罚？有调查显示，大多数法国人不赞成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但推测他们反犹显然是武断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应该纳入言论范围，这不等同于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因此，立法不能体现法治保护人权和自由的原则。对了，法国反种族歧视法的诞生与犹太人的提升息息相关，法国其他受此法保护的少数民族应该知道这一点。
毫无疑问，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应该受到制裁和谴责。2月19日，包括政界人士在内的法国各界人士大规模集会谴责，表明了大多数人的严正立场。似乎仅靠严格的法律很难杜绝这种现象，需要通过教育让尽可能多的人抵制这种言行。在棘手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危机中，教育凸显了其必要性，可以在扭转偏见和克服无知方面发挥作用。
宗教、无知和偏见
犹太人和犹太文化在法国乃至欧洲往往是一个敏感话题，与历史、宗教、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歧视或排斥犹太文化的学者和大作家也不少，不仅仅是有宗教差异的教会人士或无知偏狭的人。比如，连著名哲学家尼采都认为犹太文化毒害了欧洲，他把基督教的原罪归咎于犹太文化(从《圣经》旧约和新约的继承关系来看，似乎很难反驳他的观点)。中国喜欢文艺的人可能看过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在作者的作品中，犹太商人简直成了“丑陋的犹太人”的象征。威尼斯早期的犹太区被称为犹太区。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的大卫星，他们的出入受到时间的限制。这些习俗、名称和符号传播到许多国家。西班牙以宗教为由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纳粹德国以种族为由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悲剧重演，说明犹太人长期受到排斥。在危机时期，犹太人通常会成为替罪羊，排斥往往会变成迫害和屠杀。欧洲文明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发展和几乎相互毁灭的大灾难后，似乎意识到了反犹主义、反犹主义，甚至杀害犹太人的极端危险性，并从中吸取了教训，开始立法反对反犹主义。然而，要摆脱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不容易。极右翼政党仍将其视为重要的“买卖资本”。此外，以巴冲突及其对欧洲的影响，以及近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经常利用以巴冲突对欧洲青年，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后代发动宣传攻击。反犹势力很可能卷土重来。面对欧洲的政治经济危机，反犹现象更容易乘虚而入。
当犹太人被消灭时，我们如何想象人类文明？
犹太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有目共睹。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耶稣、斯宾诺莎、马克思、牛顿、爱因斯坦、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卡夫卡或普鲁斯特从人类历史上被抹去，人类的宗教、哲学、科学和文学的历史将如何被改写？至于法国，如果没有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这个犹太人领导的左翼政府，法国人领导的带薪休假等福利潮流恐怕还要等很多年。同样，如果没有罗贝尔·巴丹特尔和西蒙·维尔的斗争，法国废除死刑和女性堕胎合法化可能还要等上几年。
但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欧洲其他民族，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话题，这在充满宗教偏见的中世纪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在现代，犹太文化对人类的贡献似乎仍然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或者说有些令人费解，这从犹太人千百年来一直被丑化，得不到积极正面评价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不公平的。或许，从接纳犹太人的具体主流社会来看，没有必要突出犹太人的贡献。既然接纳是宽容的表现，为什么还要对“另类”心存感激？从千百年来被视为“另类”或替罪羊的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低调生活或许是最好的方式。历史上，贡献往往导致致命的灾难。比如西班牙彻底摧毁穆斯林政权后，只用三个月就对在战争中贡献巨大的犹太人下手，把他们消灭。所以，一代又一代，逆来顺受可能已经进入了大部分犹太人的基因。虽然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中叶后开始改变，但他们中的许多杰出人士仍然重视给予，而不是获得回报。这些可能都是很多人对犹太人仍然有很深误解和偏见的原因。解决它们需要时间，首选是教育。
不断探索精神世界
我曾经听到一种说法，中国人是东方的犹太人。背这种说法的人，通常强调的是“生意”。的确，犹太人被视为商业大师，西方金融界不乏罗斯柴尔德或索罗斯等大名。很多人甚至直接把资本主义和犹太人联系起来，这成为现代反犹主义的一些依据。但在我看来，将犹太人的主要特征归结于商人，可能是出于误解或无知。虽然犹太文化为什么能对人类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观察和思考可能有助于理解。
对于犹太文化的正面评价，我没有欧洲人的禁忌。在我看来，犹太文化既是悲剧，也是神话。最值得学习的是对精神世界的永恒探索和追求，以及现实生活中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不断结合和重组。当一种文化的大多数成员都重视精神追求，并且这种追求已经进入集体潜意识层面时，一般意义上的智慧就成了自然的“副产品”，有了超越常人的智慧，获取物质财富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几千年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致力于维护社区的团结，无论贫富，经常争取每周聚在一起讨论《犹太法典》。这是一种特殊的凝聚力。人们认为牛顿花在《塔木德经》(经典)上的时间比物理研究的时间还多，而爱因斯坦或马克思都不是犹太经书的信徒，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从未停止对精神领域的探索。这些把自己定义为世界公民的伟人似乎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犹太文化的精神。
犹太人传承文化的一种务实方式是注重结婚时的精神与物质的匹配，即贫富贵人的结合。这个传统一般持续到二十世纪，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以中国人熟悉的马克思为例。他的祖父娶了两个女人，一个去了荷兰豪门飞利浦(从事金融，后来成为曾经称霸世界的电器商)，另一个嫁给了一个没钱的牧师(马克思的祖父)。他的嫁妆相当于当时特里尔一个高级公务员的工资，不言而喻。我认为这是一种有远见的“集体主义文化”，客观上促进了犹太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千百年来，为什么犹太人如此痴迷于精神世界的探索？恐怕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我尝试用想象和推理来解读:从犹太人的集体意识来看，犹太人在国家灭亡后，在地面上失去了家园，在大部分居住地被禁止拥有土地。这种现实促使他们去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千百年的集体追求造就了一个优秀的群体。如果这一推断成立，以色列的复辟可能会结束这一漫长的追求，从而翻开人类历史新的一页。
(分享完一顿饭牛皮的内容，记得作者是范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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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导航:1。犹太文明解读:犹太文化的悲剧与魔力:反犹主义喧嚣下的思考；2.犹太文明解读，犹太民族代代相传；1.犹太文明解读:犹太文化的悲剧与魔力:反犹主义喧嚣下的思考(本栏为一家之言，不代表本报立场)。
2.犹太文明解读，犹太民族代代相传的“弥赛亚”源于希伯来语，原意为“受膏者”或“蒙神赐福者”。这个称号起源于古代以色列的传统。古代以色列国王登基时，要举行仪式。大祭司代表上帝把橄榄油抹在国王的额头上，以示上帝的祝福。“施油”(或“膏油”)的动作，在中文圣经中被翻译为“油膏”，所以君王被称为“受膏者”——“弥赛亚”。
以色列人在国难深重的时候，日夜祈求的是，上帝会派一位「受膏者」来复兴他们的民族和国家，重建大卫的王国。后来，先知们进一步发展了“弥赛亚”的概念，使“弥赛亚”的形象更加具体和明确。在反复强调神要派遣“弥赛亚”的应许的同时，他们预言了“弥赛亚”降临的各种细节。
公元前2世纪，《但以理书》中提出的“人子”(即“弥赛亚”)的王国来临了。马卡伯革命的胜利鼓舞了许多犹太人，让他们觉得“人子的王国”已经实现了。然而，这一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犹太人民再次陷入民族灾难。
公元前1世纪中叶，出现了一部“伪经”——以诺书。在《以诺书》中，“人子”已经成为一个超自然的人物，是上帝派来对世界执行末日审判，创造新世界的弥赛亚。
公元前48年，罗马皇帝凯撒打败庞贝后，在巴勒斯坦实行的开明政策赢得了犹太人的心。这时，所罗门的诗篇产生了。作者预言，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上帝会派遣大卫的后裔弥赛亚来除掉耶路撒冷的异教统治者，让流亡的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那时，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皈依犹太教，来到耶路撒冷瞻仰弥赛亚的荣耀。
在马卡布革命期间，有一个政治派别叫做“艾赛尼派”。革命失败后，这些人变得被动，退居荒野，以逃避现实的民族斗争，建立自己的乌托邦。
1947年，在死海附近的库姆兰洞穴中发现了关于他们的信息，其中包括一本名为《先知哈巴谷笔记》的书。这本书描述了一个残暴的大祭司，他残酷地迫害艾赛尼派教徒，并杀害了他们的领袖，正义之王。
后来上帝惩罚了大祭司，让西方外星人占领了耶路撒冷，另起炉灶。艾赛尼派认为“正义之主”很快会再来，统治以色列和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审判所有国家。只有相信他的人才能得救。显然，这个“正义之主”也与“弥赛亚”的概念有某种联系。
纵观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公元1世纪，在希望民族复兴的犹太人中，至少流传着三种不同版本的“弥赛亚”:
《以诺书》继承了《但以理书》中“人子”的概念，认为“弥赛亚”是从天而降的超自然人物。
《所罗门诗篇》对以赛亚和其他先知的预言起了作用，认为“弥赛亚”是一个普通的国王，是大卫的后裔，是犹太民族的领袖；
艾赛尼派认为“弥赛亚”是一个特殊的苦难领袖。虽然他已经被处死，但他一定会回到这个世界接受审判。
总之，“弥赛亚”思想是犹太民族复兴思想的集中反映，它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到1世纪中叶，催生了基督教的弥赛亚观，成为基督教产生的基本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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