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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基础课程有很多，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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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一门很现实的学科。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石油价格的上涨还是下跌等等有关经济的每一条新闻无不触动人们的敏感神经，它关系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经济学专业着眼于整个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是一门基础性学科，它也是其他应用性经济学科延伸的母体。
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微观”是希腊文“μικρο”的意译，原意是“小")又称个体经济学，小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生产者、单个消费者、单个市场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的一门学科。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的经济学说；分析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西方经济社会的市场机制运行及其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提出微观经济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关心社会中的个人和各组织之间的交换过程，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配置的决定，其基本理论就是通过供求来决定相对价格的理论。所以微观经济学的主要范围包括消费者选择，厂商供给和收入分配。
研究内容编辑
微观经济学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主要有：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包括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亦即单个家庭、单个厂商和单个市场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
它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出发，认为所有个体的行为准则在此设法利用有限资源取得最大收获，并由此来考察个体取得最大收获的条件。在商品与劳务市场上，作为消费者的家庭根据各种商品的不同价格进行选择，设法用有限的收入从所购买的各种商品量中获得最大的效用或满足。家庭选择商品的行动必然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市场价格的变动又是厂商确定生产何种商品的信号。厂商是各种商品及劳务的供给者，厂商的目的则在于如何用最小的生产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产品量，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厂商的抉择又将影响到生产要素市场上的各项价格，从而影响到家庭的收入。家庭和厂商的抉择均通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表现出来，通过价格变动进行协调。
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市场机制及其作用，均衡价格的决定，考察市场机制如何通过调节个体行为取得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与途径。微观经济学也就是关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它以价格为分析的中心，因此也称作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还考察了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如何采取干预行为与措施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其他理论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盛行之后，这种着重研究个体经济行为的传统理论，就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只是研究对象有所分工，两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无根本分歧。两者均使用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在理论体系上，它们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市场出清，即资源流动没有任何障碍；完全理性，即消费者与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的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完全信息，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的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产生发展编辑
微观经济学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的罗宾逊和美国的张伯伦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厂商均衡理论。标志着微观经济学体系的最终确立它的体系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厂商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等。
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迄今为止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微观经济学阶段，或者说是微观经济学的萌芽阶段。
第二阶段：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叶，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也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定阶段。
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微观经济学的完成阶段。
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是微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扩充和演变阶段。
通观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与全部理论，始终围绕着价格这一核心问题进行分析，所以微观经济学在很多场合又被称为“价格理论及其应用”。 [1]
理论发展编辑
新消费理论
传统的西方微观经济学对消费者行为的构建，是建立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前提下的。而对于消费理论研究的发展，正因源于对这前提假定条件的反思。
1.显示偏好理论。
显示偏好理论是由萨缪尔逊率先提出的，后经霍撒克（H·S·Houthakker）、里克特（M·K·Richer）等人的补充逐步成体系。它的产生导源于传统需求理论的效用不可检测性。在传统的微观需求理论中，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只有在消费者效用函数已知且具有良好性质时才易分析。但实际生活中却并非如此，因为效用或偏好不能被直接观察、能直接被观察的只是消费者的选择行为。如果能找到选择行为与偏好之间的某种关系，进而言之，如果消费者的“选择”能显示“偏好”，那么，需求理论和偏好理论就可建立在可观察的消费者行为的基础上，这就为检验消费者行为与最大化公理的一致性提供了可能。显示偏好理论的基本思想正在于此。
2.风险条件下的选择问题。
在风险大量存在的市场上，如何有效选择资产征状组合以回避风险就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对保险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合同等问题的研究，就成为微观经济理论一个十分活跃的分支。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心理学和其他心理学分支的发展，人们开始对古典经济学理性假设和预期效用理论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确定条件下，理性公理假设成立，而在模糊或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行为常常违背公理性假设。因此，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必须考察人们的复杂心态，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观望理论、遗憾理论及模糊模型。具体到市场中资产征状组合决策时，出现了风险资产理论（衍生证券）、代理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套利定价理论等。与这一理论相应产生的是阐释消费者在不同条件下对消费和储蓄的不同选择的跨时期选择理论。动态的跨时期选择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已有普遍应用。
3、消费也是家庭生产的理论。
贝克尔认为，家庭类似于一家小工厂，家庭把“资该品、原材料和劳动组合起来……以生产一些其他的有用商品”。按照这个较为宽泛的观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既是家庭消费者又是家庭生产者，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认为，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在贝克尔的模型中，有时把孩子看成是消费商品）要耗费时间。时间是一种机会成本，它必须同任何物品之市场价格或制定经济决策的行为之市场价格计算在一起。正如把孩子抚育成人需要耗费人力资源、资本和时间等投入一样，任何最终物品或劳务的生产和消费都可以看成是为获取一种产出而需要耗费的各种投入的组合。例如，一个人在其家庭生产中（在以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微观经济理论中，消费被看作是家庭生产）所获得的最终产品，比如“健康的体魄”，需要许多“市场物品”（那些由消费者直接在市场购买的物品）和时间投入的组合。体育器材、各种健康食品、医疗服务以及花费在锻炼上的时间和消费这些物品所需的时间，就是生产这种最终物品的所有投入。个人或家庭把这些投入转化为产出（包括孩子的成长、舒适的家庭生活、健康的身体、精神的怡悦等等），亦即家庭的生产或消费过程，体现一种生产函数。
像一般生产企业实现生产的最优化要考虑生产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一样，实现家庭生产的最优化也要考虑各种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例如，看一场戏、读一本书、或者吃一顿美食（这些都可看成是家庭生产中的投入要素）都需要花费时间，所以这些行为的完全价格必须包括用于这些行为的时间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可以根据个人的市场工资来计量。例如，假设某人工作一小时可以挣到10美元，他或者用一小时在餐厅进餐，或者用15分钟吃快餐。再假设这两种就餐方式的花费都是6美元。尽管这两顿饭需要相等的货币花费，但其消费的完全价格却明显不同。快餐消费的完全价格是8.50美元（6美元加上放弃2.50美元的收入），而在餐厅进餐的完全价格却是16美元（6美元加上放弃10美元的收入）。个人最终选择的决定因素将是每顿饭中的每一美元花费（完全成本）所带来的效用量（亦即家庭生产的产品价值）。其他诸如生育孩子、做各种各样的家务、维护活动等家庭生产的价值，也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表示。同样，当把时间成本与市场物品成本同等看待的时候，便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传统选择之中注入了新的见解，则成了在工作、闲暇和家庭生产之间的选择，并且，按照质和量的概念，家庭消费类型的新观点都是可以成立的。
新厂商理论
新古典厂商理论研究的是一种原子式厂商，即把厂商当作一个具有利润最大化倾向的经济个体，换言之，把厂商当作一个“黑箱”，一个最小的分析单位，所有的问题都抽象在生产函数之中。但现实与理论相距甚远，现代企业理论的形成正是对这一假设的反思结果。
1、企业的性质。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分析企业存在的理由。最早提出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是科斯，科斯从交易成本的分析角度，提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市场交易的成本，即市场成本的企业内部化。除科斯外，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克来因（Klein,1978）、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Hart,1986）、Tirole等人分别从资产专用性、不完全合约与纵向一体化等角度，阐释企业的本质。
2、最大化模型与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一代理问题导源于对企业经理人员最大化行为的反思与分析。在一个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必须研究的问题。在正常情况下，企业经理依据其特定的信息和权能优势独享决策权，其行为对企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在现代企业中，投资者或委托者与经理或代理者之间存在利益与目标的差异。委托——代理理论正是为解决经理人员对投资者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偏离而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使企业不再作为最小的经济分析单位。
3、内部组织效率与非最大化厂商理论。如何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组织各种资源使企业有效运转，是企业形式的核心问题。阿尔钦和德姆赛茨（Alchian,Demsetz,1972）的团队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这一问题。而从管理角度来看，新古典“理性经济人”是其管理的立足点，即管理的“利益最大化激励”。但现实中这种管理思想并非屡试不爽。针对这种情况，西蒙（H·A·Simon）个人有限理性和追求满意效用假说，利本斯坦（H·Leibenstein）提出“X—非效率理论”，从而形成非最大化厂商行为理论。它的意义在于从“微观——微观”角度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问题，成为“最大化理论”的重要补充。
博弈论的改写
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分析有两个重要前提假定：
1、个人决策是价格参数和收入给定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不影响他人也不依赖他人；
2、市场信息充分且无成本。
这两个前提假定使微观经济分析始终处在完美的一般均衡确定性分析的美妙境界中。但现实生活却非如此，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不仅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个体获得信息的能力有限而且信息也是有成本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不确定性分析应运而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Von Neuman,Morgenstern）合作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经济博弈论”的正式创立。到1994年纳什、泽尔腾和豪尔绍尼三位“博弈论”巨匠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其间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博弈论得到很大的丰富和发展。“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囚徒困境与纳什均衡”、“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和“贝叶斯—纳什均衡与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理论，使博弈论在现代经济分析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博弈论的广泛应用已改写了微观经济学。
博弈论重塑了微观经济学的独占理论。对外部性问题的忽略是古典经济致命的缺陷，从而对外部性问题的研究大大促进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从古诺、贝特朗到张伯伦，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现实中绝大多数市场竞争需要用寡占理论解释。虽然寡头竞争在现实中普遍存在，但在引入博弈论之前，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仅是重温古诺一个半世纪前的研究成果。只是在以贝恩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中，寡占市场才被作为重点，在“结构——行为——绩效”的框架中作实证研究。但当经济学家掌握了纳什均衡和更多的博弈论知识后，古诺研究就便被继续推进了。他们不仅证实了古诺和贝特朗均衡都是纳什均衡，而且在这两个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多种分析技术，如沉没成本，不完全信息模型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佚名定理等，使现代经济学的市场分析跃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信息经济学成为主流
经济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作出决策。但非对称信息环境是常态。所谓非对称信息环境，指的是一些人具有他人不掌握的信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就是非对称信息下行为个体的最优决策，主要研究两方面问题，一是不完全信息下的经济分析，核心是“信息成本”和最优信息搜寻；二是非对称信息下的经济分析。
信息经济学中的难点在于委托—代理关系中对象的不确定性，即委托人在与多种代理人打交道时无法确知自己在与何种类型的人打交道，代理人情况亦如此。20世纪60年代后期，博弈论学者哈萨尼提出了一种处理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技术，并将完全信息博弈中的纳什均衡概念推广到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定义了贝叶斯纳什均衡 [3]。在此基础上，不完全信息博弈（尤其是非对称信息博弈）得到长足发展，信息经济学也因此飞速发展起来。非对称信息博弈的分析方法彻底改变了微观经济学的全貌。关于经济机制的设计研究中所处理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都是这一分析方法带来的变化。可以说，慎密的微观分析已渗透到我们所处的复杂的经济系统中——从市场的有效性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从现代企业制度的各种有关问题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分析的主流。
方法发展编辑
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长足发展，还集中体现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变化方面。分析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深度的推进和广度的拓展。可以说，20世纪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方法论的变化对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方法的演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证伪主义的普遍化
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的演变历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发生于19世纪的证伪主义与实证主义的较量，同样贯穿于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始终。
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西方经济学界出版了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第，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实证主义在被现实世界“证实”之后，证伪主义出来用事实和理论推导提出质疑，以此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4]
分析工具的数理化
经济学与数学的结合本来不是始于20世纪，但是战后以来，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如此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却实实在在发生在20世纪，从而使经济学这个大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计量经济学的崛起。“计量经济学”一词是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弗里希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注：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后来，库普曼、克莱因、迪鲁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50年代开始提出最早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克莱因教授自80年代以来多次来到中国，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计量经济研究人才。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而在“微观”经济研究方面进行的开创性探索是从贝克尔开始的，他将经济计量原则首次引入原来无法以数学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和宗教虔诚等，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这只具有局部的意义，可以这样说，对于此前的计量经济学，我们称之为“宏观计量经济学”似乎更为恰如其分——宏观计量的分析方法是对20世纪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幸运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授予美国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们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的贡献。可以说这是“微观计量经济学”正式诞生的标志。微观计量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横截面数据的微观数据即指同一时点的条件、或是纵向数据在连续年份中的同一观察单位。微观计量经济学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对许多新的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例如是什么因素决定人们去工作，什么因素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经济激励效应如何影响人们对教育、职业和居住地进行选择，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和教育计划对个人收入和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等等。
第二，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运用。计量经济学之所以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例如，弗里德曼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就是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注：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他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了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了弗氏的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促进了经济学其他相关分支的诞生和发展，例如，库兹涅茨对季节性的波动、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化和经济增长的经典性研究既建立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之上，又为统计分析建立了一个牢固的阵地，与此同时还大大推动了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5]
第三是博弈论的引进。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方法，博弈论的应用范围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进入80年代以来，博弈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说已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还有人试图以博弈论语言重建整个微观经济学。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代理”、“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
经济学十大原理
人们如何做出决策1.人们面临权衡取舍
2.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
3.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4.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人们如何相互交易5.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
6.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7.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整体经济如何运行8.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
9.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10.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
经济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它的意思是“管理一个家庭的人”。乍一看，这个来源似乎有点奇特。但事实上，家庭和经济有着许多相同之处。
一个家庭面临着许多决策。它必须决定哪些家庭成员去做什么，以及作为回报每个家庭成员能得到什么：谁做晚饭？谁洗衣服？谁在晚餐时多得到一块甜点？谁有权选择看什么电视节目？简而言之，家庭必须考虑到每个成员的能力、努力和愿望，以在各个成员中配置稀缺资源。和家庭一样，一个社会也面临着许多决策。一个社会必须决定将要做哪些工作和谁做这些工作。社会需要一些人种粮食，另一些人做衣服，还有一些人设计电脑软件。一旦社会分配人们（以及土地、建筑物和机器）去做各种工作，它还应该分配他们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社会必须决定谁将吃鱼子酱而谁将吃土豆，谁将开法拉利（ F e r r a r i）跑车而谁将坐公共汽车。
原理一：人们面临权衡取舍
关于做出决策的第一课可以归纳为一句谚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得到我们喜爱的一件东西，通常就不得不放弃另一件我们喜爱的东西。做出决策要求我们在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目标之间权衡取舍。
我们考虑一个学生必须决定如何配置她的最宝贵的资源—时间。她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学习经济学；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学习心理学；也可以把时间分配在这两个学科上。她把某一个小时用于学习一门课时，她就必须放弃本来可以学习另一门课的一小时。而且，对于她用于学习一门课的每一个小时，她都要放弃本来可用于睡眠、骑车、看电视或打工赚点零花钱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考虑父母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家庭收入。他们可以购买食物、衣物，或全家度假。他们也可以为退休或孩子的大学教育储蓄一部分收入。当他们选择把额外的1美元用于上述用途中的一种时，他们在某种其他用途上就要少花1美元。
当人们组成社会时，他们面临各种不同的权衡取舍。典型的是在“大炮与黄油”之间的选择。我们把更多的钱用于国防，以保卫我们的海岸免受外国入侵（大炮）时，我们能用于提高国内生活水平的消费品（黄油）就少了。在现代社会里，同样重要的是清洁的环境和高收入水平之间的权衡取舍。要求企业减少污染的法律增加了生产物品与劳务的成本。由于成本高，结果这些企业赚的利润少了，支付的工资低了，收取的价格高了，或者结果是这三种结果的某种结合。因此，尽管污染管制给予我们的好处是更清洁的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健康水平的提高，但其代价是企业所有者、工人和消费者的收入减少了。社会面临的另一种权衡取舍是在效率与平等之间。效率（e f f i c i e n c y）是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的东西。平等（e q u i t y）是指将这些资源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换句话说，效率是指经济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割这块蛋糕。在设计政府政策的时候，这两个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例如，我们来考虑目的在于实现更平等地分配经济福利的政策。某些此类政策，如福利制度或失业保障，是要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另一些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是要求经济上成功的人士对政府给予比其他人更多的支持。虽然这些政策对实现更大的平等有好处，但它以降低效率为代价。当政府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时，就减少了对辛勤工作的奖励；结果，人们工作少了，生产的物品与劳务也少了。换句话说，当政府想要把经济蛋糕切为更均等的小块时，这块蛋糕本身也就变小了。认识到人们面临权衡取舍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人们将会或应该做出什么决策。一个学生不应该仅仅由于要增加用于学习经济学的时间而放弃心理学的学习。社会不应该仅仅由于环境控制降低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不再保护环境，也不应该仅仅由于帮助穷人扭曲了工作激励而忽视他们。然而，认识到生活中的权衡取舍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只有了解了他们面临的选择，才能做出良好的决策。
1.1.2原理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
由于人们面临着权衡取舍，所以做出决策就要比较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但在许多情况下，某种行动的成本并不像乍看时那么明显。例如，考虑是否上大学的决策。利益是使知识丰富和一生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成本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想到把你用于学费、书籍、住房和伙食的钱加总起来。但这种总和并不真正代表你上一年大学所放弃的东西。
这个答案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包括的某些东西并不是上大学的真正成本。即使你离开了学校，你也需要有睡觉的地方，要吃东西。只有在大学的住宿和伙食比其他地方贵时，贵的这一部分才是上大学的成本。实际上，大学的住宿费与伙食费可能还低于你自己生活时所支付的房租与食物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住宿费与伙食费的节省是上大学的收益。这种成本计算的第二个问题是，它忽略了上大学最大的成本—你的时间。当你把一年的时间用于听课、读书和写文章时，你就不能把这段时间用于工作。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为上学而不得不放弃的工资是他们受教育的最大单项成本。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放弃的东西。当做出任何一项决策，例如，是否上大学时，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伴随每一种可能的行动而来的机会成本。实际上，决策者通常是知道这一点的。那些到了上大学的年龄的运动员如果退学，转而从事职业运动就能赚几百万美元，他们深深认识到，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极高。他们往往如此决定：不值得花费这种成本来获得上大学的利益，这一点也不奇怪。
1.1.3原理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生活中的许多决策很少是黑与白的选择，而往往涉及到灰色阴影。当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时，你面临的决策不是在快餐或猪排之间的选择，而是是否再多吃一勺土豆泥。当考试临近时,你的决策不是在放弃考试或一天学习2 4个小时之间的选择，而是是否多花一小时复习功课而不看电视。经济学家用边际变动（marginal change）这个术语来描述对现有行动计划的微小增量调整。记住“边际”指“边缘”，因此，边际变动是围绕你所做的事的边缘的调整。在许多情况下，人们通过考虑边际量来做出最优决策。例如，假设你向一位朋友请教，应该在学校上多少年学。如果他给你用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的生活方式与一个没有上完小学的人进行比较，你会抱怨这种比较无助于你的决策。你很可能已经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并要决定是否再多上一两年学。为了做出这种决策，你需要知道，多上一年学所带来的额外利益（一生的更高工资和学习的全面享受）和所花费的额外成本（学费及你上学时放弃的工资）。通过比较这种边际利益与边际成本，你就可以评价多上一年学是否值得。另一个例子，考虑一个航空公司决定对等退票的乘客收取多高的价格。假设一架有2 0 0个座位的飞机横越国内飞行一次，航空公司的成本是1 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座位的平均成本是1 0万美元/ 2 0 0，即5 0 0美元。马上就会有人得出结论：航空公司的票价决不应该低于5 0 0美元。但实际上，航空公司可以通过考虑边际量而增加利润。设想一架飞机即将起飞时仍有1 0个空位，而在登机口等退票的乘客愿意支付3 0 0美元买一张票。航空公司应该卖给他票吗？当然应该。如果飞机有空位，多增加一位乘客的成本是微乎其微的。虽然一位乘客飞行的平均成本是5 0 0美元，但边际成本仅仅是这位额外的乘客将免费消费的一包花生米和一罐软饮料的成本而已。只要等退票的乘客所支付的钱大于边际成本，卖给他机票就是有利可图的。正如这些例子所说明的，个人和企业通过考虑边际量，将会做出更好的决策。而且，只有一种行动的边际利益大于边际成本，一个理性决策者才会采取这项行动。
1.1.4原理四：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由于人们通过比较成本与利益做出决策，所以，当成本或利益变动时，人们的行为也会改变。这就是说，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例如，当苹果的价格上升时，人们就会决定多吃梨少吃苹果，因为购买苹果的成本高了。同时，苹果园主决定雇佣更多工人并多摘些苹果，因为出售苹果的利益也高了。正如你将看到的，价格对市场上—在这种情况下，苹果市场—买者与卖者行为的影响对了解市场如何运行是至关重要的。
公共决策者决不应该忘记激励，因为许多政策改变了人们面临的成本或利益，从而改变了行为。例如，对汽油征税，鼓励人们开小型、节油型汽车。它还鼓励人们坐公共汽车，而不是自己开车，并鼓励人们在离自己住的近的地方工作。如果税收足够大，人们就会开始驾驶电动汽车。当决策者未能考虑到他们的政策如何影响激励时，他们就会以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结束。例如，考虑一下有关汽车安全的公共政策。今天所有的汽车都有安全带，但5 0年前并不是这样。2 0世纪6 0年代后期，拉尔夫?纳德尔（ Ralph Nader）的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引起公众对汽车安全的关注。国会的反应是通过立法要求汽车公司生产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设备，安全带成为所有新汽车的标准设备。
安全带的法律如何影响汽车安全呢？直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一个人系上安全带时，重大车祸发生时存活的概率提高了。但是，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因为这项法律还通过改变激励而影响了行为。相关的行为是司机开车时的速度和谨慎程度。缓慢而谨慎地开车是有代价的，因为这要耗费司机的时间和精力。当决定谨慎开车的程度时，理性人要比较谨慎开车的边际利益和边际成本。
当提高安全程度的利益高时，他们就会更慢、更谨慎地开车。例如，人们在道路有冰时会比道路干净时更缓慢而谨慎地开车，这并不奇怪。考虑安全带法律如何改变一个司机的成本-利益计算。安全带降低了司机的车祸代价，因为它们减少了伤亡的概率。换言之，安全带减少了缓慢而谨慎地开车的利益。人们对安全带的反应和对道路状况改善的反应一样—更快更放肆地开车。这样，安全带法律最终的结果是更多的车祸次数。安全开车程度的下降对行人显然有不利的影响，他们更可能发现自己遇上了车祸，但（与司机不同）没有得到增加的保护的利益。乍一看，这种关于激励与安全带的讨论似乎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但是，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Sam Peltzman）在1 9 7 5年的一项研究中说明了汽车安全法实际上有许多这类影响。根据佩兹曼的证据，这些法律减少了每次车祸的死亡人数，但却增加了车祸的次数。净结果是司机死亡人数变动很小，而行人死亡人数增加了。
佩兹曼对汽车安全的分析是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的一般原理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研究的许多激励要比汽车安全法的激励更为直接。没有人对汽油税高的欧洲比汽油税低的美国开车的人少感到惊讶。然而，正如安全带的例子所说明的，政策有时也会有事先并不明显的影响。在分析任何一种政策时，我们不仅应该考虑直接影响，而且还应该考虑通过激励发生的间接影响。如果政策改变了激励，那就会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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