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立国之初，
社会经济凋敝，“百业萧条”。为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汉高祖刘邦曾采取过“重农抑商”政策。但至惠帝、高后时，以“天下初定”为由，“弛商贾之律”①。这一政策，不仅改变了商贾的某些社会地位，而且也为商贾经济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对工商主的限制大大放宽。文帝之时，又“弛山泽之禁”②，对山林川泽实行开放经营，“纵民冶铁、煮盐”，放任私人对盐铁自由产、销。此后进而“通 关去塞”，开关梁，“任民周流”①。开放关塞，免征关税，对关市实行开放政策，允许边关自由
贸易，采取各种措施便利商旅，以利各地物资交流。由于西汉前期，对工
商业采取了宽松、优惠的政策，故当时的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首先，出现了众多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汉初，允许民间煮盐、挖矿、开采银、铅、金等，只要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税收即可。如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载：“诸私为卤盐，煮济、汉，及有私盐井煮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采银租之，县官给橐，口十三斗为一石，口石县官税口口三斤。其口也，牢橐，石三钱。租其出金，税二钱。租卖穴者，十钱税一。采铁者五税一；其鼓销以为成器，有(又)五税一。采铅者十税一。釆金者租之，人日十五分铢二。民私采丹者租之，男子月六斤九两，女子四斤六两”②。当时在手工业部门，有大冶铁家，有煮盐家，有大矿冶主。他们煮盐、冶铁，开采银与铅、金、朱砂等专业生产。专事其他行业的还有制浆、作胃脯、贩脂以及从事酿造业、漆器业、铜器业、车船业、
纺织业、屠宰业等，也都有相当的生产规模，其赢利可比“千乘之家”。在
农业领域中，出现了一批专事田畜、从事商品生产的大户。如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者数世”。桥姚有首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③。同时在安邑、燕、秦、常山、陈、夏、齐、鲁、渭川、蜀、江陵各地，还有许多种植桑麻、漆、卮茜等的专业户；有种植粮饥基食、蔬菜、枣、栗、橘等的专业户，也有经营渔业、林业生产的专业户。所有这些，都为城乡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商品。 其二，商品市场兴旺，商品种类增多。西汉前期，城市蓬勃发展，其中京师长安，既是政治、
文化中心，又是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其规模之大，超过罗马三倍以上。城内除宫殿区外，有商业区、手工业作坊等。长安九市，每个市有各种肆店，按商品种类排列，称为“列肆”或“市列”。班固《两都赋》称：长安：“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市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当时还有许多
地区性商业城市。不仅形成了许多商业大市场，而且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很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各式各样的商品，包括日常
生活、生产资料，各地方物、特产和奢侈品等，许多商品在市场上几乎皆可买到，市场交易频繁。 再者，涌现出了许多富商大贾。当时不少人工商兼营，靠经营冶铁、煮盐等，“财累万金”。他们或“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富至巨万。或役使奴仆，“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起数千万”①。此外，还有一批囤积商、贩运商和高利贷商人。例如：宣曲任氏，不仅“力田”从事农业商品生产，而且趁战乱之机，“独窖仓粟”，囤积粮食高价出卖，成为巨万富商。洛阳师史是个贩运商人，他“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财富积累到七千万。无盐氏是一个 “其息十倍”，“富埒关中”②的高利贷商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重点介绍的巨富中，有产业家、商业家，也有子钱家。这些富商大贾，俨然是商业资本的化身。西汉前期百万之家的商人很多，反映了当时商业资本的大量存在。 由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使当时的经济结构、生产形式和某些传统观念等，随之发生变化，而冲击最大的为广大农村，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问题严重，“背本趋末”者多。晁错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两个劳动力，耕田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夏秋冬，四时之间， 五日休息。除去国家的赋敛开支，还要受商人的中间剥削等，使得他们只好“卖田宅，鬻于孙”，到处流亡①。又由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他们或为了生存，或为了求利，纷纷以末补农，甚至弃农经商，离开农业生产第一线。小农的分化破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赋役来源和社会秩序，故贾谊提出要 “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但这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可见，西汉前期社会经济富庶的背后也掩盖了严重的烂芹谨社会问题。 (三)西汉中后期商品经济曲折发展阶段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外事四夷”，长期战争，国家
财政陷于窘困。但在这个非常时期，富商大贾趁机大发国难之财。他们或“积贮倍息”，“以利相倾”；或“财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因此，汉武帝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发展，对私营工商业，尤其是富商大贾采取了限制、打击的政策。首先是收归货币铸造权，“悉禁郡国无铸钱”，由中央统一更铸“五铢钱”通行全国，以控制
金融市场，稳定财政收入。接着，实行盐铁官营，在大司农下设盐铁官，由国家直接经办盐、铁的产销。又“初榷酒酤”，由政府酿造、专卖。还置均输、平准，将政府所需和控制的物品，从社会流通过程中划分出来掌握在官府手中，使官府既可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物资和运输，又可随时调节和平抑市场物价，将工商业纳入国家经济的发展轨道。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利”，堵塞他们从商品流通过程中牟取暴利的渠道。此外，汉武帝还相继推行算缗、告缗令。所谓“算缗”，实际上是对工商主所征课的一种特殊性税收。它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还对商贾的轺车、 船只加倍出算。如果“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绢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①。这道“算缗令”下达后，大工商主们并未听令守法，他们“皆争匿财”，“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又颁布“告缗令”，由杨可主持其事。史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也如之”②，使得中家以上的商贾大都破产，而政府却充实了财政、“用益饶矣”。
汉武帝这种强化官营，打击、限制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使西汉前期腾跃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受到了很大障碍。这时，富商大贾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剥夺了他们大多数人的“为吏’’之权，而且“发天下七科谪”③，将商贾谪发充边。在经济上，富商大贾的资本被剥夺。所谓“笼天下盐铁之利，以排富商大贾”④。于算缗、告缗运动中，商贾们拥有的赀财、奴婢、田宅等统统被政府没收而破产，商贾牟利的渠道被堵塞了。当时，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收归官营，由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私营工商业的经济根基被挖掉，这必然限制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故一度富商大贾明显衰落，私营商品经济落人到了一个间歇期。 至于官营工商业在当时乃占了主导地位，官府垄断了全国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从汉武帝开始设立的盐官、铁官、均输官、平准官之类，一直延缓到西汉后期。史称：“内修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①。“尽笼天下之货物”，“而天下用饶”⑥。表明官
营工商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另一方面，由于官营商业具有垄断性、强制性，商品的来源不计成本等，所以它往往给社会生活、生产带来许多弊端。因此，当汉武帝还在位之时，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就遇到了一定的阻力。董仲舒就曾上书要求“盐铁皆归于民”，认为官府不宜“与民争利”①。斗争相当激烈。故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出现了“盐铁会议”的大辩论。 由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有必然的联系，商品经济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加之昭、宣二帝以后，打击私商的政策有所松动。故到后来，私营工商业的元气又逐渐恢复，并随之出现了一批新的富商大贾。如《汉书·货殖传》说：“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尤当指出的是，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大工商主，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逐渐勾结在朝官僚、依仗政治权势，牟取暴利。如成都的罗裒，开初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千余万”。他将钱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又“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至成、哀间，竟然成为“訾至巨万”②的大富商。这说明罗裒是一个“赊贷郡国”的高利贷者，又是“擅盐井之利”的大工商主。他的发财致富，显然是依仗官僚的权势而获得的。这与过去的自由商人发生了明显变化。 与此同时，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的情况逐渐增多。据载：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的官吏，往往“私贩卖，与民争利”③。官僚张安世的“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 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①。这种事例不少。甚至成帝时的丞相张禹，也“内殖财货”，富而“买田至四百顷”②。他们采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办法，通过经商发了财后，又将资本投放土地，进行土地兼并。 此外，西汉后期国家对盐铁、酒类的专营也有所冲破。当时不仅停止了酒的专营；而且盐铁的官营也在动摇之中。元帝时一度罢盐铁官，三年后才又恢复，实际上官营开始难以维持。如前面说的罗裒，依仗政治权势，“擅盐井之利”。又元、成间，平当“使行流民幽州，举奏刺史二千石劳保有意者，言勃海盐池可且必勿禁，以救民急，所过见称”。汉王朝不得不批准他这样做，而且在派出行使的十一人中，评以为“最”③。这种情况和汉武帝之时大不一样了。
盐铁官营“初榷酒酤”，由政府酿造、专卖
盐与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