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写实，有时代特征。
形态生动的儒将武士俑 南宋虽然偏安江南，然而战争与防御一直是这个时代的主题。故在东钱湖南宋石刻造像中，最明显地表现出造像工匠对于将军武备的重视。绝大多数武将的铠甲兵器，都精雕细刻，栩栩如生。这种写实的功夫，为历史石刻武将中的佼佼者。但是在开禧北伐失败后对收复失地的无望心态，以及缺少悍将的江南，武士文相、北人南相是当时的一大特点，因此石刻中的武将都是一副儒将之风，内文外武，心文形武，是石刻武将的一大特色。
文弱传神的士大夫文臣俑 北宋本是文弱王朝，唐代的建功边关、出将入相的传统在北宋荡然无存，士大夫是主宰社会的主流阶层。南宋的半壁江山，更是文臣执掌兵权，以守御为国策。故南宋一代，士大夫更为温文尔雅，循规蹈矩。东钱湖南宋石刻中的文臣，多心怀惴惴，谨慎低调，表情含蓄，慈祥和蔼，表现了文臣士大夫很高的内涵和修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人格意识和审美标准。采坑史守之墓道文臣，蓄山羊胡子，温文儒雅，谦逊和蔼，形神兼备，更传达了这一时代特征。
驯顺温良的墓道瑞兽 东钱湖南宋石刻中的瑞兽，无一不给人以驯服温顺的感觉。虎不威、马不仿腔烈、羊不犟。这显然是一种时代性的象征，霍去病墓道石兽的浑厚自信没有了，唐昭陵六骏的神秀灵动没有了，有的是南宋式的稳定安详。也许这个社会太敏感于不安份的个性，太需要太平宁静的环境感，所有的猛兽烈牲，一律排斥于这个时代的审美之外。故其造型，装饰性大于自然形态，然在技术处理上，却静中有动势，粗中见细腻，刚中有柔意。
刀法细腻，雕刻如塑。
1、刀凿无痕，力求精细。东钱湖南宋石刻在雕刻工艺上都不留刀凿痕迹，追求一种塑像的细腻效果，这是在“写真”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尤以福泉山无名氏墓道石刻中的文臣最有代表性。
2、多种技法，塑造细节。石像的细节部分用高浮雕、镂雕、透雕等技法的综合运用，表达了所塑造的对像的某些细节，给人以真实的厚重感。如燕子窝石马及鞍具的雕刻纹饰，都令人叫绝。
3、线刻忠于造型，装饰巧在突破。在人物衣褶带纹的线刻中，力求表现质感和厚度，没有一根不合理的线条，没有一根只用于勾勒轮廓的线条，所有的线刻都忠于造型的真实性。但是在真实之中，却有洗炼的概括，衣褶组织粗中有细，简中存繁，干脆简洁却有回味之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处理都一一与实物对位，在纹样的装饰中，石刻手法十分大胆，瑞兽的形体常常被局部抽象变形，雄虎的花纹以云状或者叶状纹，这种突破常在不经意之处，却具艺术的魅力。
中规中矩，力避张扬。
1、衣冠甲胄，皆合记载。东钱湖南宋石刻的人物，不论是文臣的衣冠，或是武此的铠甲，大至形制，小至花饰纹样，都可与有关历史记载一一对应，严格采取写实的态度。比如文臣头戴的进贤冠、冠顶的梁数所表现的阶级官品，所着的右衽宽袖长袍，束带，袍下露裳（袍）蔽足，脚上所登的派模厚底浅帮的云头履，胸前垂曲领方心，双手执笏，都符合典籍，也可在宋画中找到对应。武将的缨盔披甲、臂上的护袖、小腿上的护腿、以及由革带索定的胸前横贯的勒帛丝绳，和腰间所围的护腰，包括甲胄的皮编铁镶，均无不符合当时的格式。
2、姿态心境，皆合礼仪。东钱湖南宋石刻造像的所有姿态，均采取为仪仗拱守之势，无一出格表现。这与其时的佛教造像和北宋皇陵石俑中所表现的人格个性（如山西长治佛寺、重庆大足石刻）形成显明对比。这一现像不能不联系南宋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给人以礼仪之乡、儒风氤氲的印像。
3、纹饰细节，皆合自然。人物衣着的纹理大致可分为垂、拉、挤、飘四种，东钱湖南宋石刻的人物造形中，文臣的衣纹全部是垂挂纹，武将为扎挤纹，绝无飘动、抻拉的表现。也即是所有的人物均采取一种静态的姿势，甚至处于没有自然风吹拂的环境。一切都合乎这种静态所造成的自然肌理，表达人物备羡衫内心的平和单纯，心无旁鹜，气沉丹田的形态。然而匠人在细节处理中，常常于一个绳结、一个花纹中，融入灵动的心机，使静态之中潜藏动的内力。
4、建筑构件，皆合《法式》。在东钱湖南宋石刻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当年的墓庐、牌坊上的石质构件。从这些构件中可以看到一个很为显明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建筑的、或者表示建筑的构件，都符合北宋官制的《营造法式》。下庄省岙史师禾墓道的石牌坊，不论是结构、柱式，还是博风、悬鱼、斗拱、瓦当，都符合北宋的《营造法式》，也成为《法式》在南宋贯彻推行的物质证明。
风格分期明显，各呈时代特征。
1、以越国公史诏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早期风格（约1120—1190）。 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冀国夫人叶太君墓道、越国公史诏墓道、宝华寺后山史氏祖茔墓道、七坑墓道石刻、龙首山石刻、排祭岭岭脚石刻和姑野岙石刻。这一时期正值南国立国初期，百制初创，社会节俭，石刻以简朴风格为主，造像自然少刻意雕琢，墓道形制不大，有较强的民间化色彩。
2、以丞相史浩墓道石刻为代表的南宋中期墓道（约1190—1220）。 此期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浩墓道、修职郎史若湛墓道、齐国公史渐墓道、中散大夫史涓墓道，此期为南宋中兴时代，社会风气积极上进，士大夫各尽职守，谦和低调。石刻风格也节俭朴质，少铺张，造像神态清和淡泊，文臣表情宁静若思，武士有儒雅之气，石兽忠诚驯服，但规制已经表现出铺排的倾向。
3、以丞相史弥远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晚期风格（约1220—1280）。 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弥远墓道、兵部尚书史弥坚墓道、通奉大夫史宾之墓道、郑国公史弥忠墓道、司封郎中史弥巩墓道、兵部尚书史宇之墓道、银青光禄大夫史岩之墓道，以及表现于福泉山墓道石刻、忠应庙石刻、洋山村石刻、官葬河头西岙石刻、前夹岙石刻、刑部尚书余天任墓前石刻、赠少师高闶墓前石刻、仇悆墓前石刻和丞相郑清之墓道石刻等。此期南宋经济繁荣奢华，社会心态偏安自得，表现在石刻风格中，比中期有明显的奢华意识，刀法装饰，雕琢工细讲究，用材除取当地梅园石、光溪石外，有外地的类太湖石采运。造像神态平庸自得，文臣武将仪仗性强，缺少表现心理的内涵，石兽讲求气势，多昂首而有不可一世之势。
民间化倾向越益明显。
1、就地取材，尚俭杜奢。 东钱湖南宋石刻的石材，基本上为梅园石或者光溪石。这两种石材都出产于鄞州区境内，梅园石略呈紫色，光溪石显红头。该两石均为沉积的水沉岩，质地细腻，适于细部雕刻，是当地民间主要的建筑石材。唐代建造它山堰，就用了光溪和梅园的当地石材，可见该二处石宕开采已久，且至今仍有出产。史氏有能力从外地购置更好的石材，而且后期史氏某些墓道实际上也有太湖石使用，但总体上都就地民间取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家族尚节俭、杜奢华的家风。
2、随物赋形，崇尚节俭。 东钱湖南宋石刻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利用整块石材的时候，基本以原石材的形体为依据，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因此有些石质造像虽然纵横不成比例，但是整体观之，仍浑然一体，并无异样。这种随物赋形的传统，得益于民间工匠的经验，既体现了崇尚节俭的民间精神，又是对霍去病墓石刻和历代佛教石窟随材取形的历史传统的继承。
3、吸收民间工艺，匠气与灵动并存。 中国民间雕塑的人物造型多取法于佛像雕塑技法，由于佛像的规制与透视的原因，常常头大身小，上身长下身短，通体不成比例。与唐陵和北宋皇陵的专业御用工匠手下的人物造型相比，或者与东钱湖明代余有丁墓道造像相比，东钱湖南宋石刻就更显出民间工匠手艺的特点。看来虽然史氏贵为宰执国公，但是在当时修墓筑茔时，并没有动用皇家艺匠，大多数都是四明及浙东民间匠人的手艺。民间匠人在审美上的灵动与幼稚的匠气，都在这些石刻中、尤其在动物的造型中得到和谐的并存。
4、太师椅所表现的时尚追求。 绿野的史诏墓道中，有一把石椅，这是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刻中唯一的规制之外的器具。这恰恰是一种当时的时尚和身份的象征。宋以前，汉地只坐凳而没有椅子，椅子是从西域的“胡床”发展过来的新的日用器具。在宋代，椅子开始时只给有皇帝的老师——太师身份的人享用，其后也只有贵胄勋爵才有资格享用，因此有“太师椅”之称。史诏死后赠“太师越国公”，是有资格享用太师椅者，所以特别地以石椅配祀墓道。这也是东钱湖南宋石刻不失时机地表现一下民间心态的例证。